| 杨宪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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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5 23:43:38  |
他是那种人，望之俨然，处之温和。别人对他的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却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书全都送了人，几乎一本不剩。我们告 诉他有人窃用他的名字出书，他一笑了之。不怕坏了你的名声吗？他抿进一口烟：“无所谓。”
庭院深处的记忆
坐车到北京市北海后门。走在窄窄的胡同里，一辆辆载着游人的三轮车不时从身边驶过，打破一片寂静。七拐八拐了好一阵儿，我终于找到了那处青砖灰瓦的院落。“杨老，您好！哟，您对窗的风景不错呀。”杨宪益先生接过话茬：“马马虎虎，院子太小。”
杨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虽然年已90，但其面色依旧红润。因为身体的原因，一向好酒的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喝酒了，只不过，每天还是要抽上一、两包烟。点上一支烟，先生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年少时节。
“小学是在家里念的，家里有老师，10岁左右开始学英文。”先生说。
与先生的对话中得知，中学毕业后，杨宪益考上了英国牛津大学，读希腊拉丁文学。这个时候，他与英国姑娘戴乃迭相识相爱。戴乃迭出生在北京，也很喜欢中国文化。1940年，两个人一同回国。我问先生：“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先生答：“中国人为什么不回中国呢？”“当时您没有犹豫过？”“没有。”“您夫人是英国人，当时她愿意和您回来吗？”“对她是困难一点儿。”但是，夫人还是跟着杨宪益回国了。
走上翻译之路
1943年，杨宪益夫妇去了梁实秋的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杨宪益和戴乃迭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
“您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资治通鉴》？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想着以后一生以翻译为主了呢？”“没有。原来我的兴趣不是搞翻译。不过，后来觉得做翻译可以跟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就到了编译馆做了翻译。”先生答。
1952年，国立编译馆撤销以后，杨宪益夫妇接受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刚刚创立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请先生主持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他们夫妇翻译了大量的作品。
翻译“读了一半”的《红楼梦》
“《红楼梦》这部著作是您翻译生涯中历时最长的一部著作？”“其实，我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我只读了一半都没读完。刚刚开始没多久，我遇到一个英国朋友，他是一个汉学家，叫大卫·霍克斯，他告诉我说，他在翻译《红楼梦》，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他翻译出来的版本用的名字是《石头记》，我为了显得和他的稍微不一样，就用了《红楼梦》这个书名。说我是翻译家，其实我爱人才是翻译家。都是我把初稿翻译出来，交给她加工，她费的力气比我的还大。”
离开小院前，问先生：“现在是不是经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没想到先生却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回忆过去呢？想些现在的事不好吗？”走出小院，正午的阳光照在青灰色的院墙上，让人感觉到一种难得的澄净安宁，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杨宪益小传
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193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以及《鲁迅全集》、《青春之歌》等。
周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此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2004 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暨首届中国翻译成就展”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我们拜访了刚刚做完手术的杨宪益先生。
当得知要采访杨宪益先生的时候，笔者便四处请教有没有人读过英译本《红楼梦》。结果，新华社对外部一位资深的英文记者这样说：“我看过两遍，太美了，我真想见见先生，即使见不到先生，我也想在先生的家附近转上两圈也好啊。”
这样的话听多了，等再称呼“先生”的时候，便越发从心底里生出敬佩之情。
提到杨宪益先生，就不能不说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这样的夫妻合作，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遗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只留下先生独自一人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宁静的小院中。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翻译名家的凡人生活
先生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换句话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点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嘛，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杨先生端坐在沙发上，字正腔圆地说着。
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这使得一提起杨宪益先生，人们自然立即会联想到外文与喝酒，因为这正是构成杨宪益形象密不可分的两个特征；杨老在外文翻译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就，同被誉为“酒仙”的美名一样，都被人熟知。在笔者采访的过程中，先生的妹妹杨敏如嗔怪哥哥，“你不要做酒仙。”先生马上接了一句“酒鬼”。在座的人都乐了。
2003年下半年，杨宪益患了一次脑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东西，行走也不那么方便了。从此，在医生劝告下，他戒了酒。这个终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人，告别了喝了一辈子的烈性白酒。如今，只有心爱的香烟陪伴这个九十岁的老人了。
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抽着烟，一边询问老朋友们的近况。启功、黄永玉、黄苗子一个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响亮的名字从他嘴里缓缓吐出。就这样，在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秋日午后，在先生中西合璧的家中，笔者读出了先生身上浓郁的人情味儿。现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采访的过程中，他始终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间或沉默的看着某个地方。这个时候常常让人不忍心打断他沉浸在往事中的思绪。
先生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当时已经是名响文坛的大师钱钟书，和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早在那时起，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使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驱。
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红楼梦》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因此杨宪益夫妇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直译法，尽量避免对原文做出改动。杨宪益强调“翻译时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重视原文”，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正是通过杨戴的翻译，西方人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妙趣横生。
“翻译没有什么难的，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楚辞》是跟外国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不能翻译的。就问我‘你翻译过《楚辞》，《楚辞》能翻译吗’？我就说主席，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楚辞也不了例外。”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存在的原著风格和译者风格的问题。笔者提出霍克斯的翻译自由度似乎更大一些，霍译本中普遍的以“红”易“绿”就是这样的例子。（笔者注：“红色”当时在西方人观念中常常与“鲜血”、“暴力”等此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误解，霍克斯将原文中很多“红”都改成了英文中与“红”涵义相近的“绿”。）“我重视原文，比较强调‘信’。古人说了三个字：信、达、雅。当然，光‘信’不‘达’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谓‘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如外国人觉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能够代表爱情等美好的事物）而中国人觉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译成牡丹，这就只做到了‘达’，忽略了信”。
是真名士亦风流
杨宪益集翻译家、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为一身，和夫人戴乃迭的翻译合作模式更成了千古之“绝唱”。借用黄苗子先生的诗来形容先生，“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区区十四个字，把他老先生栩栩如生地勾画了出来。
但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采访中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当我们问候先生的健康时，提到刚刚做完的胆结石切除手术，杨敏如提到一位朋友将红色的胆结石装在架子上，当作装饰品摆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先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只可惜先生的胆结石是“灰灰的小石头，一二十个，不好看”，只得作罢。另一次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临走时，先生让妹妹挑书橱里喜欢看的书拿走，这让笔者十分的意外，印象里文人对书的爱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极淡。
听人说，先生将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找不齐一套半套夫妇俩人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著作。先生的作风，让笔者想起来“竹林七贤”般的名士。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
总之，重情、洒脱、辛辣、幽默、风趣，这些大概都可算是杨老性格中的特质。（感谢《青山在》的“老兵”陈有升和《中国翻译》宋洪玮为本文提供资料和建议）（责编：赵丽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0月27日 [1] [2] [3] 下一页 [凡龙在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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